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同比增长27.3%，在今年3月1日个税起征点从每月1600元调至2000元之后，个税依然快速增长，说明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依然过低。为了把多一些的财富留到居民手中，增强民众的消费实力，促进内需的拉动，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显得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出建议“应将个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而国家财政收入并不会少多少。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个税起征点还有上调空间。”这意味着，个税起征点有可能再次调整。但如此频繁地调整税率，是否会影响到个税的严肃性？笔者认为，与其这样“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万元左右，不仅可以藏富于民，也可以使个税起征点保持至少几年的时间不用变动。

　　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同样过快，应该修正。虽然，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是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企业税收高于欧美许多国家，甚至也高于东南亚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去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给企业尤其是生产类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少数国企还能通过银行贷款弥补资金缺口，但大部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与此无缘。降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利于缓和我国企业尤其生产类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要继续实行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就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诚如某经济学家所言，严格说来，减税其实没有时机问题，在任何时候减税都是有利于民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值得警惕的是，6月19日的下跌是紧接着反弹后出现的，这显示出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投资者的信心已经降至冰点，悲观乃至恐慌性心理已经占据主导并左右股市走势。任何反弹都成为投资者离场的机会。其二，即使像6月18日那样成功抄底的投资者，也仅仅是看好一天的光景，这种短得不能再短的短线行为说明，对市场稳定起决定作用的长期价值投资中枢已经基本丧失。

　　正如股市上涨时不需要理由一样，股市下跌时也不需要理由，但是，当股市大幅度偏离实体经济走出独自的行情时就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从1720年法国密西西比股灾至今，全球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股灾，而每次股灾的发生都有一个基本特征：股市走势脱离经济基本面，一有风吹草动便全线下跌，价值投资理念被抛弃，手足无措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追涨杀跌，并出现大面积亏损。对照一下，我们现在是否正面临着这种风险？

　　中央电视台最近组织的调查显示，从2007年1月1日起至今，参与调查的七十万股民中，亏损者的比例达到了92.51%，盈利的投资者仅有4.34%，勉强保本的投资者为3.15%；如此大范围的亏损，即便在过去漫长的熊市中，也极为罕见。调查显示，亏损的投资者中有59.98%的人目前亏损占其金融财产的50%以上，有14.50%的人亏损占其金融资产的40%，有11.43%的人亏损占其金融资产的30%。也即是说，亏损超过30%的投资者占到了85%以上。在经历了2007年的大牛市后，这种结局令人震惊。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诸如投资者不懂得防范风险等来解释，事实上，不仅普通的散户投资者，连机构投资者也在奋不顾身地杀跌。这意味着，中国股市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倘若不能让市场恢复信心，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股市会否出现股灾尚是一个未知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必须防范股灾的发生。股市一旦陷于失控状态，使投资者的资金化为乌有，将给消费带来致命性抑制作用。同时，股市的融资等功能将丧失，引发并加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美国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几千家银行倒闭、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股灾给美国实体经济造成重创。仅1933年，美国就有大约1300万人失业（每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失业），受股灾影响，美国经济一蹶不振。直到1954年，美国股市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股灾的阴影。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形容，一次股灾给人类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火灾、洪水或强烈地震灾害，甚至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损失。

　　正是由于此次惨痛的参训，美国在后来千方百计地避免股灾的发生，一有苗头就立即采取行动将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也因此，自1929年至1933年的股灾后，美国虽然也发生过股灾，但无论是股市的下跌幅度还是持续时间，都及时得到了控制。比如，1987年股灾，由于美国政府出手及时，这场股灾在短短的半个月就结束了。美国政府把股市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股市虽然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它却能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是被资本市场百年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现在，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还处在第一阶段，即普通投资者迷失的阶段，要特别警惕这种倾向像机构投资者蔓延，一旦机构投资者也陷入杀跌阶段股市就可能出现失控风险。WIND资讯统计资料显示，截至6月17日，市场已有8只基金的最新净值进入了“5毛”区域。这意味着，机构投资者的承受力已经接近一个极限。实际上，每次反弹都有基金疯狂卖出。当基民因绝望大规模赎回，基金杀跌的动力将变得更为可怕。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的中国股市不应该如此脆弱。当投资者信心濒临崩溃边缘，当市场陷于极度迷失的状态，有关部门应当借鉴美国1987年应对股灾时的做法，及时出手，稳定信心，避免股市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防止股市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需要，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年份，防范这些风险确保股市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需要对股市的风险作出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评估。忽略风险或单纯地寄托在像三一重工这样的有责任感的企业身上是危险的，我们可以期待，但只能把三一重工的承诺看作一个特例，它不能承载稳定市场的全部希望。笔者要说的是，在股市可能出现失控风险的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及时的行动比什么都重要。

　　教训一：警惕热钱。热钱的唯一目的是逐利，但在热钱进入之初，由于其所营造的虚假繁荣的诱惑力，非常容易让人放松警惕。而实际上，越南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沉浸在这种虚假的繁荣中，热钱进入之初在满足越南对资金的焦渴需求的同时，也在埋下巨大的隐患。热钱不过是罩着美丽画皮的吸血鬼，一旦牟利的意图实现，它就可能突然撤退。当热钱撤退，支撑虚假经济繁荣的基石倒塌，就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整个经济危机。

　　虽然越南是一个小经济体，但中国却在很多方面与它有相似之处，而这恰是最值得警惕的。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各项贷款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增加18倍。而4月份的数据更甚，外汇储备余额增长744.6亿美元，创单月外汇储备增长历史新高。其中，贸易顺差和单月外商直接投资合计增长只有242.8亿美元，“不可解释性外汇流入”高达501.8亿美元。热钱涌入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利，一旦这个过程完成，它们就可能突然撤退。对于中国而言，在无法有效阻止热钱进入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热钱的获利预期和获利机会，避免热钱“功成身退”，将是重中之重的大问题。

　　教训二：不堪升值之痛。越南盾一直处于小幅升值的趋势中。今年3月下旬，越南政府接受外国专家“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将越南盾与外币的浮动幅度由0.75%扩大到1%。但是，快速的升值只会降低热钱获利的成本，或者说，为热钱最后的获利了结提供方便。而一旦热钱完成套现过程，那么，本地的贬值就变得难以避免。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汇率幅度的扩大加快了热钱的获利了结步伐，越南盾在短时间内由升值变为贬值，两个月内快速贬值2.6%。而美元的短期企稳，对国际热钱所产生的吸引力，又激发了热钱迫切套现离开的冲动。

　　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庞大的资金涌向中国？它们的目的或许千奇百怪，但有一点应该是相通的，那就是坐等人民币升值，从中牟取暴利。德意志银行最新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后续的升值预期，实际流入的热钱规模甚至超过今年前四个月的官方外汇储备增量，达到3700亿美元。一些投资者认为，近期内人民币汇率将破6甚至更低，这种预期给热钱带来了巨大吸引力。越南的教训说明，快速升值不仅会吸引更多热钱进入，还会成全热钱，帮助热钱减小获利的时间成本，而不是阻止热钱的进入。现在，已到中国的热钱都在翘首以待，坐享其成，再升值只会正中其下怀。

　　教训三：通胀要早治理。通货膨胀经常成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由于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压力传导到了地球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角落，这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PPI增速过快，PPI上涨压力逐渐传递到CPI，推高通货膨胀。而且，热钱投机行为不断推升股市和房价，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同时，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竞争力下降，民众的整体收入水平也下降，使得部分通胀压力无法通过自我修复机制得到化解。因此，今年5月，越南CPI涨幅达到25.2%，创下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在存款利率为负值的情况下，民众对本币失去了信任感，纷纷将越南盾兑换成黄金或美元，导致越南盾急速贬值，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与越南相比，中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通胀压力，但中国从去年CPI刚开始上涨的情况下，就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抑制流动性。同时，采取各种鼓励措施，加大猪肉、粮食的生产和供给，有效防止了食品类价格的失控。同时，中国对房地产和股市采取了调控措施，并抑制电价、油价的上涨，以换取缓解通胀压力的时间。因此，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但是，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效果仍不够明显。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较高，对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抵御能力仍是中国的薄弱环节，是需要警惕的。

　　教训四：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要早日挤压。从2005年到2007年3月12日的两年多时间中，越南股市涨了5倍。到2007年1月份时，越南股市指标股的平均市盈率就已高达73倍，成为“世界增长率最高的股市”，越南监管部门对外资入场不仅不限制，甚至还采取鼓励的政策，使得国际游资安全地获取丰厚利润。但是，当游资完成获利过程后，就获利了结，对股市汇市双向做空，使越南资本市场惨遭灭顶之灾。越南股市自今年5月初开始下跌，在至今为止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跌幅已经达到64%，可谓惨烈之至。

　　同时，最近几年，越南地价、房价持续上涨，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由于地价上涨过快，投资于越南胡志明市工业园的国外投资者要付出两倍于泰国曼谷工业园的租金价格，降低了越南的竞争力。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银行推波助澜。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贷款一直在以每年超过35%的速度增长。房价、地价的持续上涨，累积了大量泡沫，最终成为助推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现在，越南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平均下跌已达50%以上，由于这次下跌是泡沫的集中爆发，其强度已经完全超出了政府可控范围。

　　与越南的情况相比，中国股市经过调整，估值已经回归到合理水平，市盈率即使与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也基本上具有了长期投资价值。关键是房地产市场，由于房价的涨跌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许多地方政府变相抵制宏观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调控从2005年至今始终未能产生明显效果（只有深圳、广州等地的房价有较深调整）。越南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房价，如果不提前通过调控挤压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将不得不面对可怕的隐患。我国房价与越南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上涨周期。国际上公认的衡量房价合理程度的指标——房价收入比，通常为3倍至5倍，而在我国几个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这一比值已经高达30倍甚至40倍以上。早日挤压泡沫会承受阵痛，但这种阵痛仍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等到泡沫自发破灭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中国相比，越南是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但是，鉴于越南与中国的许多共同点，对于越南金融危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价格管制一直备受质疑。一些经济学家明确指出，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递减效应、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管制往往于事无补，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还经常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限制竞争、扼杀市场活力等。结论是：价格管制对于通货膨胀起着加剧和延长作用。

　　有关价格管制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的观点，可能存在一定争议，而对价格管制延缓通货膨胀的作用，则被许多人所认可。适当的价格管制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抑制通货膨胀，将可能暴发的恶性通胀转化成受抑制的通货膨胀（隐蔽的通货膨胀），也即，由于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价格管制与配给制，通货膨胀在一定时期内并没有发生。关键在于一旦解除价格管制后的情形，通胀是否能够继续得到控制。

　　目前，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价格管制是必要的。尽管价格管制不能消除通胀压力，而只能延缓，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价格管制换取平抑物价、减弱通胀压力的时间也算得上是次优选择。实际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今年1月至4月，我国CPI同比涨幅分别为7.1%、8.7%、8.3%和8.5%，一直在高位运行，倘若油价、电价等放开，势必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范围内的物价上涨，从而引发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通胀预期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又会反过来加大通胀压力，从而为恶性通胀的形成带来可乘之机。这是需要警惕的。

　　当然，价格管制的时间不宜过长，相关价格最终还需要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而在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通过价格管制延缓通胀力量的释放，争取一个将相关商品的价格交给市场调节的最佳时机，其实也有利于舒缓通胀压力，对民众的心理影响尤为如此。

　　我们知道，去年我国CPI在4月份同比上涨3%，5月同比上涨3.4%，6月同比上涨4.4%，7月同比上涨5.6%，8月同比上涨6.5%……是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相应的，今年的CPI同比涨幅，也会在5月份之后，逐步减弱，然后，再逐步放松价格管制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将能实现电价、油价等商品价格的平稳过渡。否则，在通胀压力本来就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时机选择，一味照搬经济学教材，直接取消价格管制，将所有商品的价格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事实上，通胀本身就是市场调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失灵的结果，这个时候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而需要行政力量的适当干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适度的价格管制可能更有必要，那就是国际投机因素。最近几年，由于美元贬值，国际热钱涌向大宗商品领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油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突破每桶135美元。如果我们的油价不受任何价格管制，完全随着国际油价起伏，就使得国内油价听命于国际炒家的指挥棒涨跌，这不仅会增强投机资金的炒作欲望，也使得我国油价因为丧失一个基本的平衡点而陷入暴涨暴跌中，从而，威胁我国的能源安全，并引来更多的投机者——当然，也包括国内的投机者。

　　因此，对价格管制完全否定的观点并不可取，在目前这一特定阶段，适当的价格管制可以为我们换取更多的抑制、缓解通胀压力的时间，避免通胀力量的集中释放。我不喜欢价格管制，但在必要的时候并不排斥它。

　　每当油企获得财政补贴，都会遭到种种非议，财政补贴的确存在一定弊端，但在国际油价持续攀升的当下，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首先，与财政补贴油企可能存在的弊端相比，石油企业生产经营的继续更为重要，因为“油荒”一旦出现哪怕是仅仅在局部出现，也容易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现在，石油企业尤其炼油企业，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油价上升加大了中国炼油企业的亏损。去年全球平均油价约为72.65美元/桶，中国石化的炼油业务亏损为136亿元，而今年第一季度的原油均价达98美元/桶，同期中国石化经营亏损高达104.5亿元，已为去年全年亏损额的80%。按中国石化每年1.6亿吨的原油加工量计算，其炼油成本每上升10美元，中石化将亏800亿元。

　　据专家测算，倘若油价上升到140美元至160美元之间，根据现在的产量，财政对石化石油企业的补贴将超过1500亿元。这个数额在我国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12543.83亿元，增幅达到32.4%。1500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9%。

　　成品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确保石油供应的充足事关我国的经济安全，财政补贴是非常必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货膨胀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向社会收入铸币税（又称通货膨胀税），是财富从社会向政府财政的流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给予油企补贴相当于消解了这种流动，对全社会是有益的。

　　在通胀压力下，财政补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今年1月至4月，中国CPI同比涨幅分别为7.1%、8.7%、8.3%和8.5%，一直处于高位。成品油属于上游资源性产品，按照价格运行规律，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会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将会带动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工业成本的推进，会导致物价的全面上升。如果成品油价格调整，将直接推动月度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在CPI居高不下、流动性泛滥、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难以承受油价上调之重。

　　而且，财政补贴有利于消除人们对油价上调的预期，有利于遏制囤积石油的不法行为。国际油价的每一次创新高，都是国内一些石油经营者囤积石油的动力，国际油价涨速越快，这种囤积石油的动力越强劲，因为，国际油价与国内油价的差距，必然需要弥补。依照现在的工具来看，只有两种，一是提高油价，二是财政补贴。财政补贴越多，意味着油价上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中国石化获得123亿元的财政补贴后，一些囤油者立即向市场上释放囤积的石油，这有利于缓解目前成品油供应紧张的状况。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选择只能算是特殊时期的选择，并非最优选择。成品油的价格变动，之所以无法由市场来定，关键是原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没有接轨，国内成品油价格没有理顺。由此，每当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企本来应该扩大炼油，但是，由于价格没有接轨，越是在这种情况下，炼油企业越会因无法自行消化高额的成本而“停产检修”，加剧成品油供应紧张的状况。

　　财政补贴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最佳选择。我国去年7月份的CPI为5.6%，8月份CPI同比上涨6.5%，到了今年7月、8月后，CPI同比涨幅将是下降的，在CPI上涨压力减弱的情况下，如果国际油价依然高位运行，我国可以使用的调控工具就多一些。比如，油价适当上调，化解一部分压力；财政再补贴一些，再化解一部分压力。甚至，如果CPI降速较快，可以通过调价来分解油企所面临的全部成本压力，确保炼油厂的生产正常进行。

　　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CPI（居民消费价格）数据，4月份，CPI同比上涨8.5%。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9.3%；食品价格上涨22.1%，非食品价格上涨1.8%。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3月份微涨0.1%；食品价格下降0.1%，其中鲜菜下降9.2%，鲜蛋下降0.5%。

　　在食品类价格环比下降的情况下，4月份的CPI涨速超过3月份，给人们带来的一个直观感受是，非食品类价格的上涨速度正在加快。相关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剔除食品价格因素的核心CPI升幅，已从今年1月的1.6%扩大到了3月份的2.2%。另外一个数据也可以验证这一点：4月份CPI城市上涨8.1%，而农村上涨9.3%，农村CPI涨幅比城市高出1.2%，而在农村居民的消费当中，食品类价格的涨幅基本上是低于城市的。比如，有不少农村地方仍然是自己压榨食用油。唯一的解释是，非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正在加快，这是由非食品类商品的运输成本高等因素导致的。

　　除此之外，从PPI数据中也可以看出非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压力。4月份PPI保持快速上升主要体现在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和食品类工业的出厂价格上，分别上涨了27.2%、10.4%、11.9%，基本上延续了3月份的情况。相比之下，食品类工业的出厂价格涨速正在减弱，而采掘工业、原料工业仍呈现加速势头。

　　PPI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CPI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对CPI的传导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完成：一是农业生产资料向农产品、食品的传导，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传导已经比较充分。二是原材料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传导，目前这个传导途径并不顺利。由于石油、电力、煤炭、水等能源、原材料价格属于政府定价范畴，尽管PPI持续走高，上游企业向消费环节转嫁得尚不充分。

　　也就是说，目前的CPI涨幅虽然已经位居高位，但是，仍然是政策抑制下的结果，倘若油价、电价、水价调高，CPI的压力可能更大。通常，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抬升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0.4个百分点，会拉低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而电力是现代企业之母，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提价，所有工业、产业成本都会上涨。而根据五大发电集团集体上书国家发改委的请求，每度电要提高2角以上。

　　很显然，通胀压力有加大的趋势，而加大通胀压力的动力正在从食品类价格向非食品类价格转移，并且这种转移速度正在加快。相应的，今后的抑制通胀政策，也应考虑这一变化。如果说，食品类价格涨速的趋缓，是我国加大粮食的调配，平衡生产、消费关系，以及加大生猪、蔬菜、食用油等供应的结果，那么，面对影响通胀因素的推动力的变化，我们也应该采取针对性更强的对策。

　　在现阶段，仍需严格执行“双防”政策，尤其要防止相关行业产能的扩张。工业原材料价格为什么涨速如此之快？主要在于一些行业的产能仍处于扩张状态。以钢铁制造业为例，伴随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需求的不断扩大，我国钢铁产量“扶摇直上”：2003年突破2亿吨，2005年突破3亿吨，2006年突破4亿吨。2007年1月至9月，全国粗钢产量就达到了3.63亿吨。据估计，2007年，我国钢铁总产量将达到全球钢铁总产量的1/3，超过日本、美国、俄罗斯和韩国等世界主要钢铁国家的粗钢产量总和。

　　钢铁产能的急剧扩张使得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增大，而这种需求又不断刺激着国外的铁矿石供应商狮子大张口，年年抬高价格。而钢铁业在目前向下游的转嫁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使得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压力迅速扩散，成为加大通胀压力的因素。而我国的钢铁产品基本走极端路线，技术含量较低，利润增长率远小于铁矿石供应商，相当于给国外铁矿石供应商打工，如果不控制钢铁制造业的产能，不仅意味着铁矿石谈判中的被动地位难以改变，也意味着通胀压力的进一步加大，并且，一旦产能过剩的状况恶化，将使我国钢铁业的发展陷于困境。

　　中国的钢铁行业一直处于急速扩张的趋势。2005年7月20日，国家出台了《钢铁产业政策》，对产能扩张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例如，上新产能要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相结合，原则上不再大幅扩大钢铁生产能力。但是，钢铁产能扩张的态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地方政府出于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和自身政绩的考虑，很难真正缩减钢铁等高耗能行业的投资建设，这是对钢铁制造业越控制而其产能越扩张的根本原因。

　　通过钢铁业这只麻雀，不难发现推动我国CPI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非食品类价格涨速加快的情况下，必须重理思路，以更严厉的措施，促使地方政府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双防”政策，对钢铁、电力、水泥、焦炭、电石、铁合金等行业的落后产能予以淘汰，通过缩减落后的、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产能，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量，抑制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同时，这种措施也将减少对水、电、煤等的消耗，可从源头上减弱推动CPI上涨的动力。

　　在2006-2007年，坚定的牛市思维是不少基金取得耀眼业绩的保证。许多基金喜欢扎堆，通过集中持有某只股票获取利润。事实上，不少基金因此获利丰厚。投资似乎变成非常容易的事情，一些基金经理甚至开始和巴菲特相比，讥讽巴菲特过早在中国石油H股出仓的不智。如果说大盘直冲6000点以上是市场狂热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基金绝对是狂热的领军者。当QDII出海后，一些基金经理继续以在A股的操作习惯进行投资，结果，碰得鼻青脸肿。但这次挫伤由于涉及的面有限，未能触发基金的集体反思。

　　假如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基金经理们可能在这个市场中更深地迷失自己。当不少基金经理不再关注基本面，只关心资金的流向，只关心炒作获益的几率时，A股的调整把许多人从狂热的顶端打回了原形。由于是在持续两年的牛市中成长起来，不少基金经理养成了简单、乐观的心态，以至于当A股步入调整阶段，许多基金经理还浑然不觉，只有少数基金表现出了对系统性风险和趋势变化的敏感性。

　　从相关数据看，风险意识较强的基金如博时、南方，旗下基金在2007年对于2008年的风险因素已普遍有所预期，并提前减仓至较低水平。而在下跌中策略调整及时的基金，则以华夏、华宝兴业、兴业等基金公司为代表。这些基金都是在大跌形成初期明确采取了减仓操作，并在之后保持较低的仓位水平，而更多的基金则原地不动，高仓位持仓观望策略。

　　由此，导致2007年四季度基金整体亏损720亿元，这是两年来基金的首次亏损，但是，这次亏损依然没有引起基金的警觉，许多基金“抱团取暖”（以招商银行为例，上证所2007年11月5日的分类账户统计显示，基金、券商、QFII三类机构共有481家持有该公司股票，在其流通股中所占比例高达72.13%），同时，一些基金大举入市抄底，但屡屡被套。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坦承，3月份的策略失误，造成了净值快速下跌。“由于过早判断市场已经跌出了机会，基金增加了部分超跌板块与基本面还比较明确股票的仓位，结果市场下跌的惨烈程度超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预料。”    

　　当基金终于意识到市场中潜在的危险时，一些基金开始砍仓，成为做空的主力。这使得之前基金“抱团取暖”所凝聚的风险瞬间释放出来，基金的杀跌行为很快形成了“羊群效应”。羊群原本是一种非常散乱的无序的组织（犹如当初“抱团取暖”的基金），当一只羊因为危险发出行动时，其他羊就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存在的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当基金多杀多时，A股在悲壮的气氛中持续暴跌，并且，基金重仓股跌幅最深。这正是基金在今年一季度总体巨亏6474.99亿元，亏损额为去年第四季度亏损额的9倍的根本原因。

　　从“抱团取暖”到“羊群效应”，从单一的牛市思维到带着预防风险的心态重新审视这个市场，基金经理们的投资思路、心态、战略布局、长远规划、操作细节等等，都在阵痛中发生着巨大变化。从短期来看，基金的这种无序冲动状态可能助长股市的暴涨暴跌，但从长期来看，基金经理们在阵痛中的反思与领悟，有可能使那些成熟而理性的基金经理脱颖而出，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模范，这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意义？

　　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成熟的投资者，首先需要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从去年A股创出历史新高到4月22日的中盘破位3000点大关，基金经理在盲动中品尝教训，在盲目自信与信心丧失的交织中重新找寻自己的定位。不经风雨难见彩虹。A股的这次大调整是之前没有哪个经理人能够看到的，当大家在6000点上方预测上破万点的时间时，一切危险都是被忽略的。这不是一个成熟基金经理的心态。可以想见，通过这次惨烈的教训，再遇到股市的暴涨或暴跌，规避风险一定会成为基金经理们的重要选择。

　　现在，基金的行动不再像去年牛市时那样步调一致，多元化的投资思维使得基金的投资布局从扎堆到趋于相对的均衡。除了防范风险，基金经理们开始认真获取信息，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虽然基金经理们在大调整中仍在痛苦地找寻自己的定位，但是，他们正在走向成熟。我们不需要为基金经理们指出方向，他们各自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理性的选择。这是基金投资人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当这部分基金经理成熟起来，未来的市场一定会更加理性，而基金经理们智慧的比拼，也会加剧行业的淘汰与洗牌。同时，投资者也不必再根据基金重仓股之类的信息决定自己的投资策略，而必须找到自己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方法，由此，一批成熟的投资人必然逐渐产生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理性投资时代必将更快的到来。

　　A股的走势正在陷入价值迷失症状态。所谓价值迷失，是在不能充分认识自身价值的情况下，自我评估功能丧失，导致走势完全模仿某一参照物亦步亦趋，个性化的一面被完全抹杀。A股近来的走势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几乎每次周边市场下跌，它都会紧随其后，并且走得更远。也因此，A股比深受次级债危机困扰的美国股市跌幅更深。

　　目前，无论是普通投资者，还是专业人士，似乎都已认识不到A股的价值所在。恐慌性情绪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萦绕在A股的上空。这种价值迷失正在把A股带入一种危机之中。

　　A股真的没有价值了吗？在去年沪指接近6000点的时候，人们在讨论黄金十年的问题，市盈率自然是一个永恒的谈论话题。有专业研究机构认为，1995年到1999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作为新经济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了9倍多。1999年底道琼斯指数的平均市盈率为45倍，纳斯达克100指数对应的平均市盈率高达120倍。结论是：强势升值的美元使美国成为资本洼地，孕育了美国股市的黄金十年。中国与美国当初的情况相似，中国股市理应有一个黄金十年。

　　如今，当股市下跌接近50%的时候，却再难以看到这样的判断，无论乐观者还是悲观者对A股的价值评估，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乐观的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股市的持续下跌是最好的反驳。悲观的人找不到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证明A股的投资价值正在降低。有的研究者上个月还在看好，这个月就开始悲观，左右摇摆，不知所云。

　　这种价值评估的困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投资市场一个多年累积的顽疾，即没有完整而且系统的价值评估标准，对价值的判断往往跟随K线图摇摆，虽然历经多年风雨，绝大部分专业投资机构及专业投资人士都无法摆脱这一局限。这使得A股走势缺少一个重要的基础，因而，常常表现出暴涨、暴跌的特征——当股市上涨时，研究机构、专业人士及普通投资者，能够拿出更多的利好因素证明股市的上涨乃是有着坚实基础支持的，人们蜂拥做多，推动股市上涨，由此导致股市暴涨。反之亦然。

　　这就使得另外一个现象变得非常容易理解。当股市上涨时，投资者纷纷与1999年底道琼斯指数平均45倍的市盈率、纳斯达克100指数平均120倍的市盈率作比较，认为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当股市下跌时，投资者又纷纷找到了另外的数据：标准普尔基准指数在1929年美国股灾发生时的市盈率是28倍，1987年股灾发生时的市盈率只有18倍。言外之意，中国股市仍有非常大的下跌空间。

　　媒体承担了另一个价值迷失的角色。以一季报为例，有的媒体称一季报高于市场预期，A股有望走出低迷。而另一家同一天发行的媒体，又称“一季度可能是2008年全年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最糟的季度”。有的媒体头一天大谈利好，第二天又开始做利空专题。当市场的参与者与信息传播者集体陷入迷失状态，A股又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与方向呢？

　　我要说的是，A股的研究机构、投资者及媒体等市场主体，必须找到正确估算A股价值的工具，并认真坚守，尽快从迷失状态下走出来。以市盈率这一指标为例，它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A股的价值。市盈率必须考虑成长性。同样是30倍的市盈率，GDP增速超过10%与GDP增速低于2%的市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上市公司利润增速超过30%与低于10%的市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是不同的。当判断基于理性，A股的价值估算就不会因股市的短期波动而变得如此紊乱。

　　投资者需要正视A股的投资价值，正视其成长性所蕴含的机会。在市场信心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其一，稳定股价。由于上市公司对自身基本发展情况最为熟悉，其确定的回购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接近公司的实际价值，因为除非上市公司认为调整底部已到，他们是没有动力回购本公司股票的。因此，这有利于支撑上市公司股价。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回购自家股票，可以减少流通股股份，增加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而降低市盈率。这同样有利于股票价格止跌回稳。

　　其二，可以防止其他公司的兼并与收购行为。为了抵制有敌意的收购行为，许多上市公司大规模回购本公司股票，以维持控制权。尤其在开放性经济国家，其法律为了确保本国公司的控制权，对企业回购本公司股票的限制逐渐放宽。

　　我们这里鲜有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而在海外市场，受次债危机冲击股价下跌严重的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的做法非常普遍。目前，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凡是回购股票的，基本上都是出于稳定股价的需要。香港联交所3月2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3月25日共有多家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其中包括回购榜上的“常客”联想、TCL通讯、乐声电子、华彩控股等。其中，乐声电子今年连续回购股份的纪录竟达到30次。这种回购行为对投资者信心的树立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国股市同样如此。由于受到次债危机影响，一些股票下跌幅度较大，一些上市公司便推出股票回购计划，像戴尔、思科等等，股票回购计划都在100亿美元以上。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于3月20日，以34.19美元的平均价格购买了10万股分众ADS(美国存托股票)，显然是想通过业内最通行的做法显示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就中国股市目前的状况而言，稳定股价的意义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却鲜有上市公司这样做。这与两个原因有关：

　　其一，制度原因。早在2005年6月16日，我国就发布了《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中，允许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但是，这里所指的股票回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的定义是：“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是指上市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而购买本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并依法予以注销的行为。”没有涵盖库存股的情况。所谓库存股又称库藏股，是指由公司购回而没有注销、并由该公司持有的已发行股份。库存股在回购后并不注销，而由公司自己持有，在适当的时机再向市场出售或用于对员工的激励。但是，由于受到现行法律的局限，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还不能用作库存股。

　　其二，利息与责任感的原因。从利益方面来看，上市公司股价波动与高管的薪水、期权等之间没有挂钩，导致上市公司高管对股价的下跌无动于衷。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平安，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已经缩水近2/3，但其董事长的税前报酬仍达到6616.1万元。一些上市公司缺乏对投资者负责的责任感。中国股市跌到今天这个地步，与这种责任感的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去年10月9日，某上市公司股票登陆上交所，当日收报69.30元，该公司董事长说，该股价定位没有反映出其应得的溢价水平，表示“对股价不满意”，但是，如今，该公司股票已经跌到了40元以下，却也没有再听到该公司高管发出类似的声音，作出积极的行动。

　　在中国股市持续下跌而放行新基金无法产生效果的情况下，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鼓励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股市下跌正在无情吞噬投资者信心的情况下，及时推出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制度，将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如果等到信心严重受损再这样做，可能会因失去良机而导致效果大打折扣。